1946年，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就指出：最低工资制会导致劳动供给的增加，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失业。这种旨在减少贫困而制定的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对减少贫困起作用，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现在经济学家对此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帕累托，他所建立的帕累托最优也成为经济学家们追求的理想。而随着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所有人集合在一起是理性的吗？这是社会选择要研究的命题，阿罗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把经济问题拓展到社会领域，引起了全社会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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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座由亚当·斯密、马歇尔、瓦尔拉斯建立起来的大厦看起来是那么完美，简直无懈可击。其他的人们只要一边喝着咖啡做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就行了。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灯塔，即使到18世纪灯塔也并不多见，只有各式各样的航标，比如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树丛，但都不是灯塔。不过到了1820年，英国一共有了46座灯塔，其中大部分是私人建造的，传记作家哈里斯评述说：“灯塔建造者是这一时期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动机。灯塔建造者的最初动机是个人利益，但至少他们能完成建造灯塔的任务。”
那么，究竟该如何判定一个机制的好坏呢？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家里奥尼德·赫维茨提出了机制设计理论框架中的两个核心：一条是激励相容原理，另一条被称作显示性原理。比如，拍卖凡·高的《向日葵》，让每个竞买者把愿意出的最高价格写在纸上，装入信封密封，当公布各竞买者的报价时，出价最高的人得到《向日葵》，但只需支付次高价格。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变，但它被证明是理论最优的拍卖机制，因为他会鼓励每个竟拍人都报出自己的真实出价。
几乎人人都在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下面这些都是真实的数字：在英国，因为汽车尾气污染，每年约有7000人过早死去；在美国，由于柴油机等源头排放的颗粒物质，有1.5万人过早死去；在中国，由于水质变差，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铅、砷、镉等含量过高，种出来的蔬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使得呼吸道疾病已经成为北京的第四大杀手。
这说明，当时的印第安人狩猎海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吃肉以及少量的皮毛，人们不需要估价，也不需要考虑他人的影响，因为在丛林中的猎物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从法律上讲，足球运动员的流动确实受到了严重限制，尽管运动员享有他们的专业运动技能，但是俱乐部独家垄断了这项能力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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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改进的核心在于，它能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改进人们的处境。事实上，帕累托改进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时候，人们提出的即便只是一个微小的改进方案，实现起来都是异常困难。
经济学家们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汽车企业决定零件获取方式的关键，他们认为：元件越复杂，内部采购的可能性越大。研究人员获得了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在1976年使用的133种汽车零部件清单，清单记录了每个零件是由内部生产还是外包生产，结果再次证明了经济学家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些复杂的元件，企业会选择自己生产，而一些相对独立的元件则倾向于购买。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将是一个困扰经济学家的永恒话题。而无论是效率问题还是公平问题，都是和我们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联系在一起的，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们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不过请相信，请相信经济学家们正在为此努力着。
假定有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分别集中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每天分给东部和西部同样多的粥。东部富人这边人很少，粥相对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西部穷人那边人很多，很多人吃不饱，因此穷人们都认为这样很不公平。但是拍卖会上真实的情形常常是这样的，为了赢得拍卖，你必须积极地出价，其他竞争对手会促使你不断地提高出价，拍卖价格在一浪接一浪的高呼声中水涨船高，随着血压的升高和心跳的加快，“赢者”举起的手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了，最终那个抑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举手者”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人们往往会为了赢得竞拍而忽略了自己的真实意愿。
虽然，关于计划与市场之争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可是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计划经济体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部门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这里没有价格的指引，市场价格并不存在。康芒斯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集团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只要把有关的双方组织起来，通过集体的谈判，冲突就会得到协调，理想的社会秩序就会建立起来。
然而直到80年代，博弈论才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其中更主要的努力源自另一位更具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约翰·纳什。专利期限越长，发明者从中得到的收益就越大，因此越能激励他们进行研究和开发投资。但是允许这种垄断的时间越长，造成额外的损失就越多。所以，专利期限长的收益是鼓励创新，而成本是鼓励垄断，最佳的专利期限是使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结果达到平衡的期限。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研究过确定最佳期限的问题，他发现17年的专利期限大约有90%的效率，就是说，它能获得最大可能的消费者剩余的90%，当然这样的数据我们就无从验证了。
